从普通的建筑类原材料到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原材料，乃至一种新的特殊战略性矿产，砂石骨料行业正经历着青蛙变王子般的梦幻变革。

 

　　然而，面对新时代的发展形势与要求，砂石骨料行业如何一改多、小、散、乱的传统模式，实现自身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无疑是这道命题的一项必然甚至是最优的方案选择。

 

　　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凌月明在自然资源部不久前举行的矿产资源国情调查试点工作推进会上指出：每一座城市建设和发展都离不开砂石，随着城市化发展的加快，对砂石的需求会持续增长；要站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正确处理矿业开发与生态保护的矛盾，实现砂石资源的绿色开发。

　　如今，建设绿色矿山从一个倡议、一些企业的自发行为，成为国家要求，成为有行业标准的矿山建设“必选动作”。目前，对可操性、可持续性要求极高的绿色矿山建设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顶层设计固然重要，但如何建、怎么建，终归要通过地方企业落到实处。

 

 

　　从近日举行的2019中国绿色矿山建设高峰论坛·地方政府与绿色矿业发展分论坛上获悉，近年来，不少地方在绿色矿山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生成了许多新思路。

 

　　如老工业基地山东省淄博市通过政企合力、试点先行，开创了绿色矿山创建工作的新局面。目前，该市已有10家矿山企业完成了绿色矿山建设任务，基本实现了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企业管理规范化、生产工艺环保化、矿山环境生态化、矿地关系和谐化，初步形成了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矿业发展新模式，“淄博经验”在山东全省推广。

 

 

　　同样，在东南沿海的福建省，中国茶都安溪县依托国家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示范工程，通过创新治理模式，让过去的石材开采大县如今以绿水青山为荣，并实现了消除地质灾害隐患、恢复生态、增加耕地、社会共建共享、产业转型等综合效益的提升。其中，利用矿山迹地和石材厂等土地建起5个环保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拓展了安溪经济发展空间，培育了新旧动能转换的动力引擎。

 

　　企业方面，山东能源临矿集团王楼煤矿通过党建引领、培育文化，探索创建高标准绿色矿山，不仅美化了矿区环境，减少了大气污染，还建立了相关标准，丰富了源头治理手段，提升了矿山智能化水平，在采煤塌陷地上发展起观光农业，实现了企业内部、地企关系和谐。

 

 

　　从这些典型案例中不难发现，跳出“为治理而治理”的单一思维，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做到因地制宜，成为这些地方（企业）找到路子的重要前提；也为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同时，绿色矿山建设与地方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密不可分。今后，提升绿色矿山的综合效益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2017年，六部委下发《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后，全国绿色矿山建设进入新阶段。以上案例显示，“发展是本体，绿色是约束”这个认识已经在多个地方的实践中得到证明。然而，目前我国绿色矿山建设仍然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发展目标不明确、某些概念欠明晰、示范矿山良莠不齐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有些地方政策罔顾现实“一刀切”导致资源流失、经济社会发展倒退等情况。新形势下，绿色矿山建设产生了包括任务重与时间紧、标准要求与实际差距、资金与发展、管理部门与企业、各地标准差异引发的矛盾等5类新矛盾。

 

 

　　“建绿色矿山利国利民，对生态大有益处，也带来真金白银。”这句话将成为普遍现实，只是需要多久？对诞生不过10多年的绿色矿山建设而言，科学引导、环境营造、制度衔接或许更加重要。分论坛上，围绕如何认识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规范、国情、发展需求如何发挥正向协力等焦点问题，多位嘉宾展开了深入分析。

 

　　自然资源部老科技工作者协会顾问、绿色矿山推进委员会高级顾问钱玉好提出，应放在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大背景中考察绿色矿山建设，以“两山论”为指导思想确立各自的绿矿建设理念和建设模式。绿色矿山建设必须做到因地制宜，同时不断提高科技支撑能力。他建议，在绿色矿山建设中，要抓好矿山土地重构、矿山污染防治（防重于治）、闭坑闭库后的生态修复和生态防护、尾矿及“三废”的综合利用、循序推进复垦复绿等环节。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维宸认为，制度建设是绿色矿山建设的关键。缺乏统筹性、全局性、长期性的绿色矿山建设规划，制约了财政支出规模效应的释放。他建议，要提高地方（企业）对相关政策、规章的了解程度。同时，国家应加快推进建立绿色矿山建设预算制度；有必要建立绿色矿山建设绿色绩效评价制度；提高矿山建设的准入门槛，加强监管，建立健全绿色矿山生态价值评价制度。此外，地方要摆脱过度依赖财政的思维，发挥市场在绿色矿山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调控作用。他认为，司法介入将成为未来绿色矿山建设的重要制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