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该案庭审现场

 

 

　　2018年春节过后，吴某在武穴老家找到发小姜某正，向他推荐了一桩“大生意”——到长江汉南邓家口水域倒卖江砂。两人一拍即合，姜某正还拉堂弟姜某红入伙，三人约定按四四二比例分红。

 

　　为掩人耳目，吴某通过电讯广播对外发布贩卖江砂广告，很快便获得了朱某、杨某、李某、胡某4人的购砂订单。销量不愁，三人立刻联络4艘采砂船、4艘吊机船组成“采砂编队”，于同年3月3日深夜开赴目标水域，与前来接应的运砂船会合后，开始非法采砂作业。

 

　　采砂队的闯入打破了江面上的寂静。在姜某红的现场调度下，作业船只连环排列，机械轰鸣作响，采砂、过驳、装卸、结账、转运一条龙，江砂抽离江底，金钱落入腰包。“我们以每吨18元至20元的价格卖给收砂船，再付采砂船每吨8元至10元、吊机船每吨2.5元，全部现金交易。”据吴某供述，为逃避打击，他们都是深夜出动，直到3月9日凌晨被警方包围。

 

　　经过3个小时艰难抓捕，姜某红、秦某萍等6人落网，现场查扣收砂船2艘、采砂船3艘、吊机船4艘、江砂5000余吨。后历时半年，组织者吴某、姜某正等10人相继归案。据悉，该案是盗采江砂入刑以来，武汉市破获的一次性抓捕人数、查扣船舶数量最多的非法采砂案之一，被公安部列为长江大保护“六大典型案例”。

 

 

　　2018年6月14日，警方以姜某红等8人涉嫌非法采矿罪，朱某等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移送至江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该院公诉部负责人、员额检察官陈冬承办此案后，历经两度退查，终于将姜某正、吴某等5名主犯追诉到案。

 

　　在将这条非法采砂利益链上的每个人的作用地位梳理清楚后，承办人更加确信该案不同以往。“以前采砂与销售环节分离，采砂者涉嫌非法采矿罪，购砂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陈冬分析道，但本案属于先有订单再现采现卖的操作模式，吊机船在收砂船旁停靠后，采砂船在其附近水域采砂，满载后运往吊机船旁由其过驳至收砂船。购砂老板明知所买江砂系非法采集予以收购，采砂、转驳、结算在同一时间段进行。“虽然朱某、杨某等买主与采砂、过驳的船主们不认识不联系，但他们通过与吴某事前勾连、姜某红现场调度，在同一非法采砂现场各司其职、彼此接应，已然构成非法采矿的共同故意，所以在案人员皆应以非法采矿罪共犯论处。”

 

　　得到检委会支持，将全案定性为非法采矿罪后，检察官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确认每个犯罪嫌疑人的涉案金额上。该案中，吴某等人非法采砂的汉南邓家口水域经长江武汉航道处确认，为“航道内”，依水利部相关规定，属于禁采区，根据司法解释规定，开采江砂价值在5万元以上即可追究刑事责任。而现场抓捕时搜到的交易账本，明确记录了3月3日至案发时，每日各船的开采数、过驳数、收购数及对应价格，有此关键书证，结合犯罪嫌疑人供述，陈冬确认吴某、姜某正、姜某红非法采砂数量为2万余吨，按每吨41元的鉴定价格计算，金额为82万余元；其他犯罪嫌疑人非法采砂金额则从10万余元至50万余元不等，均已达到起诉标准。但姜某、秦某、胡某三人的犯罪数额问题，让承办人一时犯了难。

 

　　“胡某是收砂人，案发时，姜某、秦某夫妇的两条吊机船正在将陈某开采的约1700吨江砂与姜某发开采的800吨江砂往胡某的收砂船上过驳，800吨刚过驳完成，就被警方查获。那么这已开采未过驳的1700吨江砂该如何认定？”经过深思熟虑，陈冬认为，“既然采砂、过驳、收砂均被视作非法采砂犯罪中的一个环节，那么应以实际开采成功的数额来认定他们的共同犯罪数额，即三人均为2500吨。”

 

　　同年12月1日，该院将吴某等16人起诉至法院。等待开庭期间，该院梳理办理同类案件时遇到的“取证难”等问题，向水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采砂船大多是吨位不足2000吨的小船，采一船卖一船，江砂一旦被销赃便再难查获；现场抓获的，涉案金额可能达不到5万元，只能行政处罚。基于此，该院建议行政执法机关加强运用行政处罚权，对因非法采砂受过行政处罚的人员进行电子建档。今年元旦过后，武汉市水务局正式回函，积极回应了检察建议。

 

　　4月1日，法院一审开庭审理了此案。检察机关当庭指控，16名被告人违反矿产资源法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在长江主航道擅自采矿，其行为应当以非法采矿罪追究刑事责任。

 

　　法庭辩论环节，辩护人围绕“价格认定”“犯罪未遂”等问题，与检察官展开激烈交锋。陈冬结合最高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及本案相关证据，有理有据地予以回应。

 

　　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吴某、姜某正、姜某红等16人犯非法采矿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一年零三个月，各并处罚金20万元至10万元不等；继续追缴吴某、姜某正、姜某红违法所得18.79万元，继续追缴陈某、何某违法所得3.4万元上缴国库；被告人朱某、杨某龙、杨某安退出的赃款23.91万元依法没收，上缴国库；扣押姜某发的无牌无证采砂船一艘、拆除的抽砂泵两套予以没收。